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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紹興與東亞文化

2020-01-02 08:40

來源:紹興網-紹興日報

日本友禪院禹門。

日本夏大禹圣王碑。

禹廟屋脊之上的“地平天成”。見習記者 章 斌 攝 

“紹興方面能否提供明仁天皇的年號‘平成’與會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論宗的關系的有關資料?”這是25年前,一位日本老人給紹興有關方面的來信。時任《紹興市志》總纂任桂全給對方回了信。

前不久,日本明成天皇生前退位,德仁天皇即位。全世界的視野都聚焦于德仁天皇的這場即位典禮。

任桂全看到這則新聞后,聯想起25年前的這一往事。他說,日本老人的來信足以說明紹興與日本,或者說紹興與東亞之間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

一封日本來信

會稽山與日本“平成”年號什么關系

1994年秋天,一封來自日本的來信轉交到任桂全手上,紹興有關方面希望任桂全能夠幫忙答復信上的疑問。

寫信者是一位80多歲的日本老人,信里言辭懇切,希望紹興有關方面能夠提供“明仁天皇的年號‘平成’與會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論宗的關系”的有關資料。

許是譯者也不知道會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論宗為何物,沒有在四者之間用頓號加以點開,看后令人摸不著頭腦。

彼時擔任《紹興市志》總纂的任桂全,剛剛修改完“宗教卷”第二稿, “對于信中提及的‘平成’年號與會稽山的關系,我早有所聞。”任桂全說。

會稽山,因禹會諸侯而得名,大禹死后又葬于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會稽山是大禹的一種象征。大禹的最大功績,治平洪水,用《尚書·大禹謨》的說法,就是“地平天成”。  

“估計康熙皇帝也贊同此說,所以有人請他題詞,他書錄‘地平天成’四個字,至今仍鑲嵌在禹廟屋脊之上。”任桂全告訴記者。

1989年,日本明仁天皇即位。時任日本首相對“平成”年號作過解釋,他說“平成”兩字取自中國古籍《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內平外成”和《尚書·大禹謨》中的“地平天成”之句。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史學者張翔這樣解讀:日本產生新的年號,往往由皇室、宮內廳以及執政黨共同商議決定,具體的年號,往往引用中國的典籍,用漢字表示。

“明仁天皇以‘平成’為年號,許是希望在他的任內,能夠國內太平、事業有成。我回信后,把此事告知中華書局一位老編輯,他當即就此事寫了一稿,寄給中國新聞社,不久在海內外多家中文報紙上刊發。”任桂全回憶道。

那“平成”年號與會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論宗又是什么關系呢?

任桂全通過查找地方文獻,不僅梳理了四者間的脈絡,解開了其中的疑惑,而且發現了紹興在佛教東傳過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越地宗教東傳

對三論宗、天臺宗、曹洞宗等起核心作用

日本老人在信里提到的“會稽山、嘉祥寺、吉藏和三論宗”,它們之間的關系是這樣的:

嘉祥寺,位于會稽山下、若耶溪邊,是紹興境內最早的寺廟之一。它建于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

當時,會稽若耶山上住著一個名叫帛道猷的僧人,他性好丘壑,常常優游山林之下,興之所致,寫下“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的詩句,寄給與他曾有一面之交的蘇州虎丘東山寺僧人竺道壹。竺道壹看后有所感,東游若耶,與帛道猷相會林下,“縱情塵外,經書自娛”。

王羲之的侄兒、時任會稽太守的王薈,也是同好之人,他為竺道壹建起了嘉祥寺,并以竺道壹“風德高遠,請為僧首”。

由于竺道壹“博通內外”“律行清嚴”,他位居僧首后,四方僧尼紛紛前來聽講學佛,嘉祥寺成了遠近聞名的佛教名剎。

到了隋朝,一位名叫吉藏的高僧,從南京來到會稽嘉祥寺,且一住就是15年。吉藏在嘉祥寺講授佛法,聽眾常達千余人,人稱其為“嘉祥大師”。

吉藏潛心研習佛法,著有《中論疏》《十二門論疏》和《百論疏》等佛學著作,大弘三論之學,研究講解三論,后來便被視作三論宗之祖,而“三論宗”亦被稱為“嘉祥宗”。到唐高祖時,長安設立十大德統領僧眾,吉藏是其中之一。

在吉藏的門人中,有一名叫慧灌的僧人,來自朝鮮。慧灌學成之后,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傳法,而是去了日本,成為三論宗傳入日本的第一人。

此后,慧灌的弟子、日本僧人智威、道慈等又留學大唐,學習三論學說,回國傳布,形成元興寺、大安寺兩個流派,流傳至今。

“嘉祥寺、吉藏、三論宗,就其范圍而言,都是發生在會稽山的人和事,而且都沒有離開佛教。按照佛教界的說法,嘉祥寺就是日本三論宗的祖庭。”亦為《紹興佛教志》主編的任桂全說,“惜嘉祥寺在唐武宗會昌五年(845)的禁佛運動中被毀,此后則無聞于‘嘉祥’之名矣!” 

其實,不僅三論宗的東傳與紹興有著密切關系,天臺宗、曹洞宗的東傳,紹興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當時紹興是臺州去長安的必由之地。日本僧人到大唐求法的八大家中,最澄、空海、圓珍以及圓載等人先后到過紹興進行佛學交流,對日本天臺宗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貞元二十一年(805)春天,日本僧人最澄離開天臺,途經天臺宗創始人智者大師圓寂的新昌大佛寺,在此禮佛后,他來到紹興。最澄在紹興龍興寺、法華寺求法,后在上虞峰山道場受密教灌頂(密教傳法儀式),他還獲得一批佛經、圖和佛具等。回國后,最澄向日本朝廷遞交了一份攜帶回去的總目錄(也叫請來目錄),其中有《臺州錄》和《越州錄》,如今《臺州錄》已經佚失,《越州錄》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與最澄一起到大唐留學的空海,在回國前夕,致函越州節度使請求援助經書。空海回到日本后,他的“請來目錄”記載有經書216部、461卷,還有圖、道具等,其中從越州求得的典籍多達150余卷。這一“請來目錄”原本至今尚存,也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曹洞宗創始于晚唐,創始人為良價。曹洞宗傳至第13代,有位住持名叫如凈,紹興人。彼時,一日本僧人道元在他的門下受法,后回國創辦曹洞宗。 

在佛教東傳過程中,越地一度成為江南佛教傳播的中心。改革開放后,東亞不少僧人到紹興來認祖、參拜、尋蹤,進行佛學交流。 

1989年,日本天臺宗長老由中國佛教協會時任會長趙樸初陪同,到新昌大佛寺禮佛。1998年,日本佛教協會時任會長帶領日本宗教旅行團一行240人,到上虞峰山道場舉行大型朝拜活動……

“這種以尋訪宗師遺蹤為特征的民間交流,既是佛教的交流,更是一種文化的交流。”任桂全認為。

一次越族遷徒

開啟越文化和東亞文化的史前交流

紹興與東亞之間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史前。

距今7000~6000年前,整個寧紹平原因為卷轉蟲海侵,淪為一片淺海。海岸到達今天的會稽山和四明山山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越族居民,不得不紛紛四散逃亡,以求生存。

“他們的流散路線,主要有三條:一是越過今天的杭州灣,向今天的浙西和蘇南丘陵地遷移,以后他們被稱為勾吳一族;二是向寧紹平原南部遷移;三是運用嫻熟的漂海技術,到達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任桂全拿出陳橋驛先生著的《吳越文化論叢》一書,指給記者看。

據《越絕書》記載,流散后的越族有兩個重要的名稱——“內越”和“外越”。“內越”指的是移入會稽山、四明山的一支;“外越”則是漂洋過海的一支。

“外越”的流散,一般選擇在夏季,乘坐獨木舟或木筏,順著盛行的南風漂往琉球和日本,日本的九州是首選之地,它是一個適宜的登陸地點。

據陳橋驛先生的記載,在日本的舊國名中,有“越前”“越中”“越后”等地名,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包含“越”字的地名。這些都是古代越族到達這個地區的標志,也就是越文化的標志。

越族的這次遷徙帶來了中日兩國間的史前交流。一直到今天,中日兩國之間在語言、文字、宗教、風俗習慣方面,仍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

日語許多詞的讀音均讀越音,如“二”讀作“ni”,與紹興的發音同。

陳橋驛先生認為,從宗教上看,越族是一個淫祠濫祭的民族。在紹興一帶,什么都有“神”,農村一間十分簡陋的廁所,也由“神”管轄。日本不少民眾信奉佛教,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動極多,但不少祭祀活動都不屬于佛教,是不是越族殘留的影響,值得研究。

幾位紹興名人

或影響了東亞,或被東亞人“發現”

東亞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進步和發展。其中離不開幾位紹興人的功績,尤其是王陽明和朱舜水。而章學誠則因為日本人的最先“發現”,從而引起國內外的關注。

王陽明在日本的影響力很大。

日本維新派中有一人大名鼎鼎,他在與清北洋艦隊的海戰中屢立戰功,擊敗過沙俄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在世界上享有“東方納爾遜”之譽,他是被譽為日本“軍神”的東鄉平八郎。

1905年,東鄉平八郎率領日本聯合艦隊大勝沙俄波羅的海艦隊回國,日本天皇為他舉行慶功宴。在宴會上,面對眾人的一片夸贊,東鄉平八郎默不作聲,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與眾人,上面只有七個大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17~18世紀,陽明學說在國內受到冷落和批判,但在東鄰日本,卻受到空前的重視。

陽明學傳入日本,有史可考的時間在他去世70多年后,其代表作《傳習錄》在1602年傳入日本,但一直到1650年才在日本出版。

日本能迅速躥升與歐美列強分庭抗禮,歸功于明治維新的成功。但是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究其原因是因為日本人充分效法和發展了陽明學中強調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強調實踐的說法,要求以實際行動變革社會。

朱舜水,王陽明的老鄉。明末清初紹興府余姚人。他眼看復明無望,為了保全民族氣節,毅然辭別國土,棄離故鄉,流亡日本。

他的學問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禮遇和尊重,被請到東京講學,他提倡“實理實學、學以致用”,許多著名學者都慕名前來就學。他還把中國先進的農業、醫藥、建筑、工藝技術傳授給日本人民。以舜水學說為宗旨的“江戶學派”一直影響到“明治維新”,為日本的繁榮與進步作出了貢獻。

梁啟超曾撰文贊曰,“朱舜水以孤忠羈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

朱舜水寄寓日本20多年,仍著明朝衣冠,追念故國。白發蒼蒼的他多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他至死都在想念著家鄉。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留在了日本。

還有一位紹興學者章學誠,則被日本學者率先發現,從而成為一代史學大家。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他出生在專門漢學、不談義理的時代,他的學問不合時好,以致他的言行,在他去世多年后一直被埋沒。

1920年,在章學誠去世近120年后,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出版了《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書,后發表《章學誠的史學》,章學誠這才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

胡適在看到此書后慨嘆:“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學誠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學者。”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把章學誠看成被清代漢學正統派掩蓋了的異端,因而反復強調其思想解放的意義:“學誠不屑于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數年后,則稱之為“清代唯一之史學大師”。

章學誠至此被視為主張“六經皆史”的歷史學大家,躋身史學大家之列。

作者:記者 童 波 見習記者 於澤鋒編輯:黃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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